一身正气　两袖清风

6月4日午后得知洪禹同志去世的噩耗，心情一直不能平静。洪禹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，理论界的前辈，一生为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改革开放以后几年，他主持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工作，为贯彻邓小平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很大的努力。

洪禹同志是福建南安市人。我和洪禹认识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那时我们都作为旧市委、旧中宣部的干部，集中在市委党校审查。有一天，中宣部斗“黑帮”，我正好在场。有一位显得有些瘦但目光炯炯的小老头正在挨斗，造反派让他低头认罪，他拒不低头，造反派揪着他的脖子往下按，他用力抗争。中宣部一位同志告诉我：“他就是洪禹，怎么斗他也不低头。”当天下午，我在院子里碰到他，一问才知道我们是小老乡。当天晚上，洪禹躲过造反派的视线来敲我的门。他一进来就说：“我是来请教你的，你说，共产党员的头能随便低下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非常时期，非常现象，可以不去计较。”洪禹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假若有一天回过头来清理这段历史，共产党员要不要因为向造反派低头作检讨呢？”看来他对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始终就认为是错误的，总有一天会受到“清理”的。我佩服他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坚定性。

革命的乐观主义使洪禹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都不气馁。记得在我们认识之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，他约我去他家作客，我向他讨个详细地址。他爽朗地笑了；“好找得很，你到沙滩就会见到满街都是‘砸烂叶茵狗头’的大标语、大字报。沿着这种标记走，走到没有路了就是我的家。”叶茵是洪禹的夫人，当时任中国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，是一位忠诚的党的领导干部，却被造反派打成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果然，我按照洪禹的说法，不很费劲就找到他的家。洪禹住家的房门上贴着“坚决揪出叶茵，砸烂叶茵的狗头”，“叶茵”两字还用红笔打了××。我敲门时，洪禹迎了出来：“怎么样，好找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洪禹很得意：“这些大标语，至少可以起到帮你带路的作用吧！”开阔的胸怀，乐观的精神，构筑了洪禹崇高的思想境界。

洪禹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活动，1938年到达延安，在延安鲁艺从事研究工作。延安审干期间，他受到错误审查，又长期不给作结论。这种情况当时在延安很普遍。洪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申诉他“被毫无根据地怀疑为国民党特务，抢救运动后，又长期不作结论。”他认为这“对党对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。”并说千万不能因为革命节节胜利，“就以为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。”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，亲自给洪禹写了一封信，表示“应当同意你的意见”，并让洪禹去找安子文“当面商量解决”。毛泽东特地嘱咐：“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，请你告知我你是如何解决的，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。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。”毛泽东的信写好之后，怕洪禹收不到，亲自派警卫员当面送给洪禹，表现出毛泽东对洪禹的关心和爱护。此后，洪禹和许多人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

“文革”之后，洪禹同志重新到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工作。他参与了真理标准的讨论，参加了理论务虚会，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拥护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。由于“文革”造成的遍地冤案，正待平反，当时家乡福建有个地下党冤案，涉及不少早期投身革命的老同志，他们及亲属经常跑来北京告状，许多人找到洪禹。洪禹总是不遗余力地帮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。有一次，有位闽中地下党负责同志因冤案被囚，其姐从菲律宾来探视未果，跑来北京找洪禹。当天晚上洪禹找到我，要我和他一起去找在福建工作过的老同志。随后，洪禹又设法向胡耀邦同志反映，并得到耀邦同志的过问和干预。同时，他为这件事跑了中组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许多单位，找了许多人。尽管寒风凛冽，他还是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，从不用公车。他努力向中央反映情况，为福建地下党冤案的平反，做了许多重要而有益的工作。

洪禹俭朴自律，从不搞特权。离休之后，按照他的级别和经历，他是可以用公车的。但他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年近八十还在大街上骑自行车，总有点为他担心。果然，有一次在北海大桥被汽车撞伤了，休息了两个多月。借此，叶茵同志和我都劝他不要再骑自行车了。但他伤好了之后照样骑，他说：“我还是要骑，骑到八宝山为止。”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他没有居功自傲，也没有倚老卖老，始终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